人工智能(AI)已是各大科技公司必争的领地。现在，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它更是不容有失的战略技术。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中，就曾多次提到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位置。
但在新的环境下，美国能否依然保持之前的科技领先优势;美国公司是否愿意与政府合作共同促进科技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否反超美国?
当地时间2月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由普利策奖获得者、高级科技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联名写的《China Gains on the U.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ms Race》(编注：该文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的标题为《中国人工智能赶超美国不是梦话》)。马尔科夫在文章中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会因此改变，AI还会将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拉到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
来自中国的竞争
《纽约时报》称，在美国，中国会不会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上迅速赶上美国，这个问题得到了热烈讨论。中国的迅速进步，也使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和科技专家，围绕中国究竟只是在模仿进步，还是在进行很快便会在该领域超过美国的独立创新展开了一场争论。
“中国领导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思考如何确保自己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具备竞争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新兴技术和国家安全问题专家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说。
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美国可能有些过于目光短浅和自信，理解不了中国竞争的速度。
“很多时候，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在同时发明某样东西，或是先在中国发明出来了，后来传到了海外，”他说。“但美国媒体只报道美国的版本。这导致外界误以为那些想法是现在美国发明出来的。”
《纽约时报》以微软为例称，微软曾在2016年宣布该公司开发出的软件，具备了能够与人类匹敌的语音理解能力。但后来有著名的AI研究人员、百度硅谷实验室负责人称，百度在两年前就在中文上达到了类似的准确度。
《纽约时报》认为，现如今的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出自消费类电子企业，而非军方和先进的企业实验室的扩散效应。随着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转移至亚洲，中国政府和公司的实验室都对人工智能大举投资。这些投资让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快速增强。
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案》表示，到2018年，中国将基本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培育若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形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
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已经展开，例如科大讯飞。由讯飞牵头的国家科技部863重大专项——“基于大数据的类人智能关键技术与系统”相关研发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目标是未来要让机器人参加高考，并且考上重点大学。而这也是该公司“讯飞超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速度也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去年4月，时任英特尔(Intel)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吴甘沙离职，创建驭势科技(Uisee Technology)公司。在工作近九个月后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上进行了概念车的展示。
尽管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但吴甘沙还是谦虚地表示：“John(编注：约翰·马尔科夫)对中国力量的崛起颇为看好，但作为从业者，还是要明白差距在哪里，卧薪尝胆，在源头性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上有实质性的突破。”
《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中国另外一个竞争优势，即硅谷和中国在投资和研究上有着紧密联系，而美国AI研究社区的开放性也意味着，最尖端的技术可以轻易为中国所用。
无论是百度、阿里巴巴还是腾讯，都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实验室，除了能招揽人才外，也便于这些公司及时了解硅谷的发展，投资前沿科技。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数量。根据SCI收录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5年，“深度学习”的论文数量增长了约6倍。2014年到2015年，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有效引用数据，中国都超过了美国，居于领跑位置。美国白宫也在其人工智能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学者。
尽管有部分科学家认为论文数量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有多位中国科研人员曾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的科研实力不容小觑。
“也许论文数量不是最关键的，但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中国的科研人员一定是最好学的，也是学习最快的。”微软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邓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美国的担忧
中国在AI研究领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的快速崛起，让《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中国在该领域赶超美国不是梦话。甚至很有可能在下一个科技时代的“战争”中，美国会失去技术上的垄断优势。
无论是此前奥巴马政府内的国防部长阿什顿·B·卡特(Ashton B. Carter)，还是被特朗普总统留下来担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的资深国防官员罗伯特·O·沃克(Robert O. Work)，都在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讯号：五角大楼正在积极地拥抱全球最火热的技术——人工智能。
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其短短一年多的任期里就曾多次造访硅谷，并且目的明确，希望依托计算机的高科技武器未来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竞争优势。
卡特还在硅谷设立了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DIUx)，希望它成为五角大楼在硅谷的“前哨”和“球探办公室”。同时也是意在针对硅谷更迅速、更多变的风格，反思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外包实践。此外，卡特还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 Strategy)。
所谓“第三次抵消”是相对于此前较早两个时期的战略而言。当时，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们也曾经借助技术手段来弥补军事实力上的不足。195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经强调，核武器可以震慑实力更强大的华沙条约军事力量。第二次抵消发生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军方的战略规划者们曾经再次借助传统武器的技术改良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现在，美国领导人计划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武器来保持这种军事优势。
但硅谷对于五角大楼的示好，似乎并不买账。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高管们对于看到军方应用自己的新技术，并没有表现出太浓厚的兴趣。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点。文章指出，由于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对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控措施的揭露，给硅谷和政府的关系造成了至今尚未修复的损害。硅谷的科技巨头担心与美国政府走得过近，会影响其在中国和其他市场的业务开展。
除此之外，很多时候，硅谷的创新公司认为国防部的价值观与企业的商业利益不符，因此不愿意与国防部合作。
马尔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会是美国在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军事战略之际面临的挑战。
